凌晨，高媞从睡梦中模糊睁开眼，发现自己的床已经移位。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挑高9米的大展厅里，只有她和朋友睡在这里。
空荡荡的美术馆，无人打扰，任何地方都能躺着靠着，怎么拍照都可以。有意思的是，她睡的这张床会以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速度缓慢移动，床下的笔尖在地面留下蜿蜒痕迹，留下如同梦境的抽象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气味，那是艺术家卡斯滕·霍勒（Carsten Höller）特意调配的《我父亲的气味》和《我母亲的气味》。在这个被抽离了日常时空概念的坐标系里，她在一场关于感知与记忆的实验核心，玩着一场奇妙的游戏。
这个暑期，北京最热闹的展览莫过于UCCA的“卡斯滕·霍勒：双”。展览中的游乐设施、灯光、时钟、气味、梦境与蘑菇，调配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奇幻空间，改变着美术馆的观看和体验方式。
还没进展厅，一束束灯光悄无声息地盯住观众行踪，好奇的孩子常常率先发现这个秘密。这是作品《北京圆点》，从这里开始，观众可以跟光源玩起追捕游戏。进展厅前，观众得在两扇完全对等的入口前，选择向左还是向右——一边是斑斓的彩色霓虹灯，一边则是清冷节制的黑白——这种随机的选择，将传统美术馆的距离感变成了游戏感。
展厅里的倾斜旋转飞椅、滑动方阵门、巨大骰子和蘑菇装置，都让美术馆像是一个充满迷惑性的游乐场，吸引观众一探究竟。
“观众必须亲自来到现场，身体进入这个空间，并且与其他人共同在场，才能真正获得这些体验。我觉得，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一点尤其有意思。有些东西你可以通过图像看到，并由此大概知道它是什么，但图像本身并不足够，你必须真正让自己置身其中。”在谈及自己的作品常被归为“关系艺术”的范畴时，霍勒说，艺术的感受是主观的，因此，人们必须亲临现场，才能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体验。
鲸鱼之腹里的游戏
霍勒对UCCA大展厅的迷恋，源于其独特的建筑结构。“它像鲸鱼的胸腔。”霍勒回忆起这次展览的缘起，是他2024年4月与策展人田霏宇在埃及锡瓦绿洲的会面。
那个离利比亚边境仅50公里的沙漠小镇没有手机信号。“那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你只能和眼前的人说话。”正是那次交谈，促成了展览诞生。
让霍勒兴奋的是展厅拥有两个完全对等的入口。“就像德语里的‘天赐良机’。”霍勒解释道，这两个相距甚远却又完全对称的入口，恰好契合了他二十多年来对“双”这一概念的执念——观众从不同的门进入，将面对截然不同的作品序列，从而构建出两套完全不同的现实。
展览中最具迷惑性的游乐设施，是高达六米的《倾斜旋转飞椅》，在左右两个展厅里，飞椅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一个黑白，一个彩色。
当孩子们兴奋地爬上飞椅，却发现飞椅转得极慢。“这更像是个陷阱。”霍勒说，他的旋转装置常常会让人失望，“尤其是孩子，看到飞椅时，他们会期待一种充满身体刺激的快乐，但真正坐上去之后，却几乎得不到这种体验。”
飞椅永远不会停，只会缓慢旋转。当转椅升到最高处，观众不能离开，却能看到展厅另一边的平行时空里，有另一个同样的转椅。
“一旦坐上去，至少要等它完整旋转一圈，回到低处之后才能下来。它显然并不像游乐园或嘉年华里的旋转设施那样以娱乐为目的。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种冥想机器，其实也是一种愉悦的体验，缓慢地被旋转升起、再落下。”霍勒把这视为一个绝佳的媒介，让人重新思考乐趣的本质。
很多司空见惯的日常物品，被他做成巨大的作品。大理石制成的巨型骰子，观众可以钻进去玩乐。
想要走到另一个展厅，需要经过一段迷惑性的镜子迷宫。这个叫做《滑动门方阵》的作品，会根据身体的感应开合，四周全是镜子，人的走动充满游戏感。聪明的观众很快会发现，进入中间那扇门，能更快抵达另一个展厅。殊不知，这所谓的“捷径”，是另一个陷阱。一旦进入，必须保持静止三十秒，门才会打开。
在当下的注意力经济中，三十秒仿佛一段漫长的时间。观众会想，自己有没有足够静止，感应器被触发了吗，门到底会不会打开？在门打开的那一秒，观众赶紧奔走脱身。这种“反娱乐”的游戏感，贯穿了整个展览。
霍勒自称是个“路痴”，“我方向感极差，经常到一个地方，想不起来之前来没来过。”这种空间辨识障碍成了他创作的灵感来源，他热衷于制造“我之前来过这里吗？”的疑问，《滑动门方阵》正是这种意图的体现。
这种对感知不确定性的探索，在《光墙》系列中达到了极致。当观众闭着眼睛站在由灯泡组成的墙面前，会看到流动的蓝、红、绿色幻象。而另一件红蓝灯泡版本的《光墙》，闭着眼看却是白色。“仅仅改变一个小因素，感知就会完全不同。”霍勒强调，这种体验因人而异，“甚至如果我告诉你我看到了蓝色，你可能也会觉得自己看到了蓝色——这就是怀疑的力量。”
展览最特殊的，是中央“无人区”里可以预约过夜的《两张漫游床》。晚上展厅闭馆后，观众可以睡在美术馆。霍勒准备了三种特殊的牙膏：分别指向男性、女性和儿童的梦境，用苦艾等植物提取物帮助观众回忆或引导梦境。他说，这和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的“怀疑实验室”一脉相承，不是寻找答案，而是制造困惑，让观众在困惑中重新寻回对现实的感知。
是科学家，也是艺术家
回望霍勒的人生轨迹，从一开始就嵌着一个“双”字。
1988年，他在德国基尔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是昆虫气味交流。他留校任教，管理21人的昆虫学实验室。同时，他又是一位对当代艺术如饥似渴的爱好者。1993年，32岁的霍勒一边在母校授课，一边带着作品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Aperto单元，正式完成了国际首秀。
此后大约五年，他过着双重生活，平时泡实验室，周末做艺术家，这种双重身份塑造了他的创作立场。
他坦言，在中国的展览中，自己想要制造的是一种困惑，而这与科学所追求的方向完全相反，“科学家与艺术家，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在传统的自然科学中，主观性必须被排除，因为科学追求的是可重复的结果，在相同条件下，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应该能够得到同样的结果。但艺术是完全不同的，它与主观性密切相关。”
这也成为他创作的重要线索。艺术拥抱不可复制的主观体验，他就要用艺术去追问那些“科学无法开展的课题”。
霍勒最鲜明的艺术标记，是那些被移植进美术馆的巨型游乐设施。他的滑梯系列始于1998年的柏林双年展。2006年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大厅的《试验场》最具标志性，五条不锈钢管状滑梯从数层楼高的位置贯穿整个展厅，最长一条落差达27米。观众从高处钻入半封闭管道，靠重力一滑到底，在加速坠落的幽暗中经历愉悦与恐慌。2012年，他与阿尼什·卡普尔合作，在伦敦奥林匹克公园的阿塞洛米塔尔轨道塔上建造了世界上最高最长的隧道滑梯——高76米、长178米，在空中旋转12圈。
出现在UCCA的旋转装置，走的则是另一条路，把速度抽离出去。2006年他在马萨诸塞州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游乐场》，把所有全尺寸嘉年华设施调到极慢速运转。2014年墨尔本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的《金色镜面旋转木马》，每五分钟才转一圈，他迫使观众去思考，娱乐工业和日常生活中，当那些被人为加速的节奏慢下来会怎么样。
霍勒的科学背景在动植物题材中尤为明显。1994年起，蘑菇开始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尤其是红底白点的毒蝇伞。霍勒把蘑菇称为“不可解状态的纪念碑”，它们一半像动物、一半像植物，迅速生长又迅速衰败，地下菌丝网络能绵延数公里，是地球上体量最大的生物体之一，但人类对其所知甚少。
霍勒的艺术从来都注重体验，他不提供答案，只为观众创造条件，让他们自行体验“什么是真实”。他把这种创作体系称作怀疑实验室。
如今，霍勒同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加纳比里瓦、意大利托斯卡纳工作和生活。艺术之外，他还在斯德哥尔摩开了一家餐厅。他花数十年搜集世界各地奇思妙想的游戏，在Taschen出版了厚达760页的《游戏之书》。
霍勒始终以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看世界，这种视野，恰是他展览中“双”的核心与起点。他曾在斯德哥尔摩的展览设置两张海报、两份邀请函以及两个网站，也曾在马赛创作了类似的项目，在成对的房间，设置两件完全相同的艺术作品。
他将美术馆转化为一个充满等待、迷失、交流与不确定性的现场，让人们以游戏的心态，重新看待世界、感知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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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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