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盈策略一条黄浦江，来来往往的那些人｜新年书摘

一条黄浦江，对上海人而言意味着什么？陈丹燕的新作《河流研究》从黄浦江出发，走向伦敦、纽约、汉堡、东京、澳门、阿姆斯特丹等世界港口城市的水岸。她在码头的气味、光线与人群中行走，既写消失的河汊、旧港的光影，也写公共空间如何被争取、被保护、被立法确认。河流在这里不仅是风景，更承载着城市的伦理、记忆与未来方向。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凛冽的光芒》一章，以飨读者。

在徐汇滨江岸边，夏季热辣明亮的大太阳下，我坐在从前南浦火车货运站外面的树下，看一下江上的船。那里的台阶不高不矮，与江面差不多齐平，让我想起四五岁时，坐在父亲办公室的大写字桌上眺望越过中山东一路的黄浦江。

记忆中那张大桌子光滑而凉爽，带着一股子龙虎牌万金油的气味，那是我对父亲有记忆以来一直伴随着他的气味。应该还有他放屁的气味，母亲嘲笑他的屁是“暖臭暖臭”的。记忆里它是一种不恶的肠气。

龙华码头来源：上海发布

下午，从定海桥方向过来的船渐渐多了，一条名叫羽正的船排在一条名叫东海的船后面。还有许多忘记名字的大船和看不到名字的小船。上午时，从杨思方向去定海桥的船比较多。

在堤岸上，坐在低处，江面则高高的，船好像与视线平行了一般。这让我想起从前父亲在1960年代用过的一支圆珠笔。那支笔，透明的笔杆里浮着一条蒸汽轮船，若是把笔头朝下，笔杆里的船会缓慢地移动到笔尖的一端。若是倒转过来，笔杆里的船就移动到另一端，若让笔平躺在桌上，那条船就停在水平线上了。这里滨江堤岸上见到的船，就像在那支圆珠笔里看到的。

小时候对世界万物最新鲜的记忆会一直新鲜地留着，适时浮现出来，由于没有时间的附着，仿佛永生一般地高高在上了。这一生，从跟着父母迁徙开始，我家搬了许多次，那支圆珠笔早就不见了，可在心里总觉得，它就放在父亲的写字桌上，只要回家就能找到它。其实那个家早在我七岁时就没有了。就连父亲这个人，也早在十四年前就没有了。

黄浦江到底不够深广，现在江上无法行驶这个年代的巨轮，所以我如今见到这一条条过眼的，应该还是父亲那个时代的旧式轮船吧。我特别钟意那些长得像蒸汽轮的大铁船。它们有时从船舷的两翼排出两条水来，在江上看，就好像一条抑郁的鲸鱼正从牙缝里吐着水柱。

黄浦江里的水一如既往地缓慢和稠重，与我记忆里的江水没太大区别。康拉德的小说里形容泰晤士河面上水波的句子，或许也可以用在对这里水波的形容，“一种由萦绕不去的记忆所带来的泠冽光芒”。它对我来说更合适吧，黄浦江是我家乡的河流。如今看着江上那些船在光芒里沉默缓慢地彼此相跟而过，好像一些夹在书里的标签条。

我想，也许这些船对我来说正合适，也许我心目中的船就只是这样的，现在整齐地堆满彩色集装箱的大船，反而会陌生。

它们缓慢地驶过我面前，一些去了扬子江，黄浦江的上游。另一些则相反驶向下游，去了定海桥外的锚地。也许是它们风尘仆仆的样子，也许是它们缓慢的速度，也许是我生活中的缺失被默默看船的独处时刻唤醒了，看着那些船舷上挂着长长锈渍的大船来来去去，我总觉得它们带着一种接受与忍耐的静默。

我的小哥哥曾是远洋船江达海号上的三轨，常年跟船漂流四方，他在意大利买了一辆旧哈雷，在澳大利亚海上钓了大海蜇。

后来，他得了肺癌。

小哥哥葬礼时，父亲已经过世了，我为父亲先离开了而感到庆幸。剩下白发人的母亲，她等在离龙华火葬场最近的酒店房间里。母亲坐在高楼之上，鸟一样地俯瞰窗下川流不息的街道。她绝口未提小哥哥，只是说，看那些车子啊，来了，又去了，挡不住的。后来母亲也谢世了。

黄浦江上的大铁船也是一样的。东海号掠过了杨思那里的河汊。我小时候知道杨思这个名字，还是因为母亲。她曾被下放到杨思的河道管理站劳动，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即使穿上最耐脏的蓝布工装衫裤，还是与众不同。

这个夏天也是难熬的，母亲在病床上辗转疼痛，日夜难以安眠片刻，腹部溃烂了。有时候我对虚无中的父亲央告说，你就帮帮妈妈吧，带她走。

一条烟囱上漆着蓝黄色瑞典国旗的大铁船过来了。遥远地，我看到桅杆上挂着两列信号旗，找到了旗列中的燕尾旗。这是我如今唯一还认识的信号旗了，燕尾旗表示A，或者B，但红色的到底是代表哪个字母，却想不起来了。父亲曾有一本旗语小册子，这是航海的通用语言。小册子里还有世界各国的国旗，还有一张世界地图。我只记得，在那张地图上，很多蓝色包围着涂成彩色的陆地。

瑞典船上那些风尘仆仆的小旗子，匍匐在旗杆上，并未迎风招展。显然，我心里觉得那两列旗语在这样介绍自己：此船漂洋过海而来，荣幸与你擦肩而过。

徐汇滨江 IP SHANGHAI/图来源：上海发布

我靠着一棵树坐。

这棵树是留在南浦火车站原址上仅有的两棵树中，树荫较大的一棵。到底是1907年的火车站，现在看起来像玩具一样袖珍。这里正在改成一间美术馆。拍摄《巡江记》时，曹景行点着地图上的这个位置说，他18岁时，曾被分配去做了几个月装卸工，跟运货卡车到处装卸货。到南浦火车站的货物大多是梅林牌罐头和缝纫机机头，比较好搬。他说起自己年轻的时候，脸上常露出惊诧，好像记忆中的那个年轻的人让现在的他吃惊。

那时，这里的江水浮着这片江上北票码头扬起的煤灰，飞机油库冲下江的油污，还有水泥搅拌车间传送带上散出来的粉末。他上岸时，脖子、脸颊和前半身都黑乎乎的。

“我嘴上还是少年的那种软的毛胡子，黑乎乎的油污就附着在毛胡子上。”曹景行用手指比画着。他的手指非常苍白消瘦，大剂量的化疗使他整个人都变得飘忽不定。

现在，煤码头没有了，煤斗变成了龙美术馆的一部分。

油库没有了，油罐变成了另一座艺术中心。

水泥厂没有了，水泥厂的搅拌车间变成了穹顶艺术中心。它建成后第一台现代舞演出，名字叫作《融》。演员们在洒满颜料的地上翻滚，扭曲身体，腾挪向上，或者向下，慢慢将一坨坨分离的颜色搅拌在一起，形成新的颜色。看着他们，倒让我想到曹景行年轻时代在江上游泳的样子。那个时代的少年，在江里游泳的，都是蓬勃向上的人。我的小哥哥也曾是那样的少年。他和我大哥住一间屋，他们屋里有个木板搭起来的大工作台，他们一个做飞机模型，另一个装电子管收音机，那工作台上有个铁轮子专门用来绕铜线圈，还有一块木板专门用来化松香和锡棒，用烙铁焊部件的。

每个人经历的时间和地点都会成为形而上的记忆，成为个人独有的东西，就像琥珀那样，留在人的心里。琥珀这种东西看上去很大，我总以为它像石头一样重，所以每次拿起一块琥珀，都在心里“咦”一声，因为比想象中轻得多了。听说判断琥珀是不是珍贵，要看它里面封住的实体是什么，而不是分量和体积。

我在这里想一想自己的父母和小哥哥，曹先生在这里惊叹自己少年时的身体，如果没有对江而坐，大概就不会翻检出这些事来想一想的吧。

曹景行提了一个问题：“仔细想想，黄浦江和你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吗？”

这么一问，也许这些支离破碎的记忆真的都算不上什么紧密的关系。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人，这么长的工业岸线，每个人也就是像河上经过的船那样，有过几段航行而已。黄浦江就像泰晤士河一样流经了许多大码头，以及鸡毛小镇。河汊从老城厢的天后宫那里转个弯，天长日久地成了老城厢一段弯曲细小的马路，取的名字叫福佑路。再拐几个弯，进到老城厢深处，散发着老木板气味的里弄房子，就是我英文老师的家，她翻译了译林版的《蝴蝶梦》，她用U2的歌当课本给我上课，她的丈夫是《英汉大词典》的编撰主持者陆谷孙。说起来，我已经有四十年未见到他们夫妇了吧。

这么想着零零星星的事，觉得自己就好像在《杨柳风》的故事里，阅读着河鼠和鼹鼠以及蛤蟆在河畔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日常生活流水般地过去，算是跟河道有什么关系吗？但这条河似乎又使得我们那些日常生活穿过了普适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成为有特定含义的个体生活，跟住在大山边上的人有所不同。这是一种奇妙的印记。

“你跟南浦火车站的关系，应该就是。曹雷去扬子江码头欢迎苏联军舰首次访问上海，也应该是。她无意中见证了沙逊的华懋饭店向国营和平饭店的转变，这也是。”我这样回答。一个人跟一座大城的关系，就是河上经过的船与河的关系吧。我是羽正号，曹景行是东海号。

人为什么面水独坐，心里就会浮出那么多平时紧紧压住的东西。水波一定契合了人心的某种荡漾的感情，碰到坚硬的东西，比如摩天楼的玻璃墙，或者黑色的沥青路面，或者一个振振有词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人，自己也就赶紧把自己压成一块砖头。上海这地方像个人生战场，把自己迅速压成一块砖常常是生计的必需，一个人要能建造，能打破人的脑壳，砸伤人的脚，又能堵水，能顶大门，能应付各种状况。所以，在水边能像水草一样飘荡一下就很好。

后来我见到一张曹景行留下的照片，他背对着镜头，面向黄浦江坐着。他的前面水波衍衍，他的后背上则烟波四伏，沉浮着无数的逗号、句号和感叹号。我从未跟他说起过生病的事，直到他不能工作都没有。他像我妈妈说过的那样，来了，又走了。

江上有无尽的船，大船和小船都是这样静默地经过了。

远远看过去，那些对着江水，看着船，若有所思的人，他们的身体好像逗号，或者问号，以及感叹号。黄昏时候江岸上人多了点，有些人看上去就像双引号和单引号，他们之间的沿江扶栏，是完美的破折号。这些人心里的故事都在无声无息中起承转合吧。

仅仅过了一年，曹景行没做完《巡江记》就去世了，母亲没过完夏天也去世了。那个夏天后，我不用再到墓地管理处领取红漆为母亲涂红她墓碑上的名字，她跟父亲合了墓。他们活着的时候相差十岁，死去的时间也相差十年。另一个春天到来时，我家墓地里，四个可降解的骨灰盒围绕着的那棵罗汉松突然结出了许多黄色的松果。树木突然改变，令我和大哥不安。管理墓地的人解释说，这是成熟的松树结果，是因为营养太好了。我和大哥在心里嘀咕，这怕是我们的亲人用骨灰营养了这棵树吧。

这条江上的水波时时闪烁着回忆凛冽的白光，这算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最沉默，但也最核心的联系了吧。回忆并不是生活的快消品，个人记忆是日常生活中的恒产。

黄浦江跟我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的关系。